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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十二钗评传-周立波正文 元春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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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春的情感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与其他裙钗相比都较为特殊,这种特殊既来自她的身份,也来自她的品性。元春的情,集中体现为“宫怨”二字,除了传统意义上帝王和妃子之间的矛盾,也包含了贾府中封建家长和女儿之间的矛盾。

    元春的爱情其实存在着帝妃矛盾。贾元春婚恋故事的特殊性在于故事的男主人公是皇帝,即小说中所说的“今上”或“当今”,也就是当时的皇上。把爱情和婚姻托付于皇帝的女子,其心弦中不可避免地要弹奏“宫怨”的音符。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一人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甚至更多的配偶。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中,受宠者毕竟是少数,而失意者则是多数。所以,宫怨诗便成了封建时代表现宫闱作品中的主要题材。在宫怨诗中,有抒发希望之情的,如唐代薛逢的《宫词》:“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表达了后宫佳丽们对君王恩情的翘首以盼;也有抒发绝望之情的,如唐代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这是宫怨诗中较为典型的一首。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后宫的女子们常把失意的痛苦迁移到得意者身上。殊不知,即使是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也在天宝十四载(755年)被玄宗赐死于马嵬坡。富于戏剧性的是“上阳人”进宫也在这一年,即“玄宗末年初入选”。两个时间的偶合告诉人们,杨贵妃不再得宠的时候,“上阳人”也没有削减她的失意之苦。在宫怨诗中,不乏对负心汉的抱怨,可以说是“闺怨”的一种特例,如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是现存最早的宫怨诗,借团扇境遇的变化,描写了一位后宫女子对君恩的怀恋,也抒发了对此“君”恩断义绝的怨尤。

    《红楼梦》曾借贾蓉之口将汉代和唐代戏称为“脏唐臭汉”,其实汉唐以来诗文的宫怨情结在小说中还是有所继承的。元春形象的塑造,便是较为具体的例证。《红楼梦》正面写到元春的章回很有限,出现其言谈举止的只有第十七、十八回。贾家兴建大观园,元春衣锦归宁,那“烈火烹油”的繁华景象是元妃得宠的最好诠释。然而,在大观园中有“香烟缭绕,华彩缤纷”的欢庆氛围,也有重逢的哭泣和眼泪。正如班婕妤的《怨歌行》所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元春和汉代宫女一样,居春思秋,居热思冷,居安思危,她所点的那出《长生殿》中的《乞巧》便是突出的证明。

    早期抄本中在元妃所点的《乞巧》剧目下,双行小字批语为:“《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见己卯本、庚辰本等)。清代初年洪昇的传奇剧《长生殿》,选取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这一传统题材,在唐代白居易《长恨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把现实的“长恨”化成艺术的“长生”。《乞巧》是《长生殿》第二十二出《密誓》中的一段戏,写杨玉环在七夕乞巧。妃子说:“今乃七夕之期,陈设瓜果,特向天孙乞巧。”皇上笑道:“妃子巧夺天工,何须更乞。”妃子哭诉:“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皇上为妃子擦着泪说:“妃子,休要伤感。朕与你的恩情,岂是等闲可比。”妃子说:“既蒙陛下如此情浓,趁此双星之下,乞赐盟约,以坚终始。”于是帝妃二人焚香设誓,一个道:“双星在上,我李隆基与杨玉环”,一个合:“情重恩深,愿世世声声,共为夫妇,永不相离。有渝此盟,双星鉴之。”可见,七月七的夜晚,“杨娘娘到长生殿去乞巧”,其实是为了祈福,正因为她“受恩深重”,“只怕日久恩疏,不免白头之叹”,所以希望皇帝恩情长久。值得注意的是,《乞巧》这场戏只有恩情没有怨恨,只有生没有死,但长生之殿却埋伏着后来的长恨之情。抄本批语写道“伏元妃之死”,则揭示了元春后来遭遇了与杨贵妃相似的悲剧。

    元妃的封号中隐约带有不祥的信息。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的情节中,赖大来禀报:“咱们家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里“尚书”之名,让人联想到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长诗中曾写“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大家”是宫廷中的口语,称皇帝为大家。三国、北魏时,宫中设有女尚书。《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内官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各二员,正五品,分掌宫中事务,相当于前代的女尚书。唐代王建的《宫词》曾写:“院中新拜内尚书”,也指的这类女官。上阳宫,在东都(洛阳)皇城西南,唐高宗上元时所建。唐代安史之乱后,上阳人所说的“玄宗”没到东都,这里说“遥赐尚书号”,指从长安遥加以女尚书的封号,是虚衔而非实职。而且结合上文,似乎“今日宫中年最老”与尚书的封号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尚书”之封,似乎隐含着因年老色衰而遭冷遇的意味。

    元春的亲情中其实隐含着家长与女儿的矛盾。《红楼梦》里虽然总说“长安”,但小说所写人物的生活背景显然不是唐代,而是作者所处的清代社会。“长安”虽然是虚构的符号,但有时也带有某些实际意义。例如,小说中几次提到“杨妃”,用来描述宝钗的丰韵,而宝钗本人并不喜欢这种比附。然而,透过表层文字,从脂砚斋的批语中,从小说的意蕴中,读者会感悟到元春其实与杨贵妃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除了从《乞巧》中透露的“宫怨”,从家庭对她的期望中也可看出。杨贵妃很荣耀,以至于“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元春为了这样的荣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点在她省亲时的情愫发人深省。对祖母和母亲,她“满眼垂泪”,“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在劝慰家人的同时,不禁又哽咽起来。对父亲,她隔帘含泪地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元春向父母哭诉的话语,可谓肺腑之言。她把宫墙之中说成“不得见人的去处”,觉得富贵已极的生活若以骨肉各方为代价,还不如田舍之家的天伦之乐。

    父亲贾政的回答与其说是对元妃的劝慰,还不如说是对她的勉励,让女儿只能更加忘我地去做“贤德”的宫妃。贾政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贾政的这段话,“公文”味道极强,其中有一句话不乏意趣,即“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这与宝玉的女儿论有同工之妙,与《长恨歌》中“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诗句遥相呼应。在父亲高调的带动下,元春只好收起她的家长里短,板起面孔,也嘱咐父亲:“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等例行公事的话。她不能再以女儿的身份在父母面前畅所欲言了,她必须感念天恩祖德,为家族、为姊妹兄弟的荣耀而“业业兢兢”地侍奉皇上,元妃的眼泪暂时收起了。当三四个时辰过后,要“请驾回銮”的时候,她“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这一回的结尾写道:“贾妃虽不忍别,怎奈皇家规范,违错不得,只得忍心上舆去了。”在宗法社会,男尊女卑是普遍现象,但也有特例,那就是培养一个女子,将她送入宫中,宫墙内的苦痛只有她一人承受,但有可能带来满门生辉的“光彩”。这时,父母对女儿的养育之“恩”,会转化成女儿的“怨”。无论是得宠还是失意,元妃的恩恩怨怨中除了对君王的,还有对父母的。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前小序写的是:“愍怨旷也。”《孟子?梁惠王下》讲述的古代仁政理想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愍怨旷”正是白居易关心现实的表现。大观园的一个匾灯写着“体仁沐德”四个字,但在元妃心中却深埋着“怨”,“盛世”之内仍有“怨女”,这是《红楼梦》的思想含蓄而深刻的地方。

    省亲过程中,元春所流露的真情中有抱怨,有留恋,也有对亲人的安慰。这段描写,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在“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下面,脂砚斋的夹批写道:“《石头记》得力擅长全是此等地方。”而庚辰本在此处还有一条眉批:“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从生活来源的角度指出了《石头记》的创作基础。这两条脂批告诉读者,曹雪芹创作元春省亲的情节,既富生活真实性,又不乏艺术典型性。

    宫怨与闺怨之情萦绕着元春,让她把宫墙看成樊笼。“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美梦她一定做过,她的侍女“抱琴”的名字便带有抒情意蕴。明代才子唐寅《抱琴归去图》一诗写道:“抱琴归去碧山空,一路松声雨鬓风。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肯谒王公。”曹雪芹在小说中曾提到唐寅的春宫画,可见他对唐寅的诗也应该熟悉。还有一首《看泉听风图》的两句“如何不把瑶琴写,为是无人姓是钟”,可以与“抱琴归去”互补。红楼四春丫鬟的名字对小姐的性格与爱好构成补笔,元、迎、探、惜与琴、棋、书、画,显然构成整齐而有序的对应,这四种艺术修养既是业余爱好,又是生活主调。“琴”与之厮守的元春,应该有“抱琴归去”的潇洒,有高山流水的渴望。然而,《红楼梦》给元春的空间和时间都很有限,她所弹奏的心曲只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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