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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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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

    这是一篇探讨天人关系的重要论文。荀子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以朴素唯物主义精神,对当时一些错误的观点如天有意志、治乱在天、天命可畏等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观点是:一、提出了“天行有常”的理论,指出天就是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只按照本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和变化。二、社会的治乱与天没有关系,天不能决定人间的吉凶祸福,自然界的各种怪异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人妖”,因而明确指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三、人要顺应自然,但不能消极等待自然的恩赐,要主动去认识自然法则,并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制天命而用之”,“官天地、役万物”,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另外,荀子还认为人的认识是由感官接触外界而产生的,指出祭祀求雨或占卜决定大事都不过是一种文饰,并不真可相信。在两千年前提出这些具有科学精神的真知灼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递炤】交替照耀。炤,通“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耕耨失岁【耘耨失岁】当作“楛耘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籴】音dí,买粮。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妖,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雩】音yú,古代求雨的祭祀。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①【物畜】指把天作为物来畜养。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①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畸】不齐……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作好】有私好。好,音hào。,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译文】

    天体的运行有它不变的常规,它不因为有了尧而存在,也不因为有了桀而消失。用合理的措施适应它就吉祥,用不合理的措施对待它就遭殃。加强农业生产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人贫穷;衣食充足而按时劳作,那么天就不能使人遭祸。所以水灾旱灾不能使人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妖魔鬼怪不能使人遭难。农业荒废而又奢侈浪费,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富裕起来;衣食不足而又懒惰少动,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健康长寿;违背正道而任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吉祥如意。因此水灾旱灾没来到就有饥荒,严寒酷暑没迫近就有疾病,妖怪现象没出现就有灾祸。所处的天时条件与太平盛世是相同的,但遇到的灾难祸患却与太平盛世不同,这不能归罪于上天,而是由于人所实行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天和人的职分,就可以称得上至人了。

    不用去做而自然成就,不用追求而自然得到,这就是天的职分。像这种情况,虽然深奥,至人也没有更多地去思虑,虽然博大,至人也没有更多作为,即使微妙,至人也没有更多地去观察。这就叫作不与天争职分。天有四时变化,地有各种资源,人有利用天时地利的办法,这就叫做善于同天地相配合。如果人放弃了同天地的配合,而指望得到天地的功能,那就太糊涂了。

    天上群星相随转动,太阳月亮交替照耀,春夏秋冬依次变更,阴阳二气变化无穷,风雨普遍施加于万物,万物相互协调而生长,各自得到滋养而成熟。看不到大自然是怎样劳作的,却看到生成万物的功效,这就叫做“神”。都知道万物生长的道理,却不知道自然界无形的神妙作用,这就叫做天,唯有圣人不勉强要求懂得天的奥秘。

    天的职分既已确立,天的功效既已完成,人的形体既已具备,精神也就随之产生,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都蕴藏在这里,这就叫做天生的情感。耳、目、鼻、口和身躯各有不同的职能,与外物接触而不能互相替代,这就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居于胸膛之中,用来支配五官,这就叫做天生的主宰;利用人类以外的其他万物,来供养人类,这就叫做天然的供养;顺应人类的需要去做就是福,违背人类的需要去做就是祸,这就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蒙蔽天生的主宰,扰乱天生的感官,放弃天然的供养,违反天然的政治原则,背叛天生的情感,而丧失天生的功效,这就叫做大凶。圣人总是澄清自己天生的主宰,端正自己天生的感官,备足自己天生的供养,顺应自己天然的政治原则,调养自己天生的感情,来保全自己天生的功效。这样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了;就会利用天地,役使万物了。这样人们行动都很合理,保养都很适宜,生命不受到伤害,这就叫做“知天”。

    所以最能干的人在于他不去做那些不能做和不该做的事,最聪明的人在于他不去考虑那些不能考虑和不应当考虑的事。人们对于天的认识,只是根据已经出现的天象来推测以后的变化;对于地的认识,只是根据适宜的地理条件来繁殖生物;对于四季的认识,只是根据它们的时序来耕作收藏;对于阴阳的认识,只是根据它们显现的和谐现象处理事情。大智大巧的人,让官人掌管天象,而自己却掌握着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

    社会的治和乱是上天决定的吗?回答是:日月星辰、历象,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上天决定的。

    社会的治和乱是由时令决定的吗?回答是:万物春天发芽,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又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宁,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时令决定的。

    社会的治和乱是由大地决定的吗?回答是:万物有了土地就能生长,离开了土地就要死亡,这些在禹和桀的时代又都是相同的,而禹使天下安宁,桀使天下混乱,可见治和乱不是由大地决定的。《诗经》上说:“天生高大的岐山啊,是大王开辟了它;大王创立了基业啊,是文王安守着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天并不因为人厌恶寒冷而取消冬天,地并不因为人厌恶遥远而缩小地域,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叫嚷而改变行动。天有一定的规律,地有一定的法则,君子有一定的行为标准。君子遵循这些行为标准,而小人只计较一时的功利。《诗经》上说:“既然在礼义上没有差错,又何必顾虑别人的闲话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出巡,随从的马车千余辆,并不是他聪明;君子吃粗粮喝白水,并不是他愚笨,这都是偶然情况造成的。至于意志端正,品行敦厚,思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追随古代的贤人,这些全在于自己的努力了。所以君子注重自己的努力,而不指望上天的恩赐;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指望上天的恩赐。君子注重自己的努力,而不指望上天的恩赐,所以一天天长进;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指望上天的恩赐,所以一天天后退。可见君子之所以一天天长进,和小人之所以一天天后退,原因都是一样的。君子和小人差别悬殊,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声响,普通人都很恐惧。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这没有什么。”这是由于天地的变动,阴阳的转化造成的,是事物中少见的现象。对它们感到奇怪,是可以的;而惧怕他们,就错了。日蚀、月蚀的发生,台风下雨的不合时节,怪星的偶尔出现,这些是无论什么时代都曾经有过的。君王贤而政治清平,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同时发生,也并没有什么害处。如果君王昏庸而政治险恶,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种也没发生,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流星的坠落,树木的鸣叫,这是由于天地的变动,阴阳的转化造成的,是事物中少见的现象。对它们感到奇怪,是可以的;而害怕他们,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物中,人为的灾祸才是最可怕的。耕作粗疏,会损伤庄稼;除草粗疏,会影响收成;政治险恶,会失掉民心。田地荒芜,庄稼歉收,米价昂贵,人民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叫做人为的灾祸。政治法令不清明措施不及时,农业生产不被重视,这叫做人为的灾祸。不实行礼义,不区分内外,男女荒淫昏乱,父子互相猜疑,上下互相背离外寇内乱并起,这叫做人为的灾祸。灾祸产生于人为的混乱,如果上述三种人为的灾祸交错发生,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日子了。这个道理很浅近,但这种灾祸却很惨重。不按时劳作,就会牛马互生怪胎,六畜出现怪现象。这些现象可以让人奇怪,但不可怕。古书上说:“万物中的怪现象,经书是不做解释的。”没有实用的辩说,就不急需考察,应当放弃而不管它。至于君臣之间的礼义,父子之间的感情,夫妇之间的分别,那是应该天天研讨而不能放弃的。

    祭神求雨而下了雨,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这没有什么,就像不祭神求雨而会下雨一样。发生日蚀、月蚀就敲打呼救,遇到天旱就祭神求雨,经过占卜才决定大事,所有这些都不是认为真会求得什么,而是作为一种装饰罢了。所以君子认为这是一种装饰,而百姓则认为是神灵。把它看作装饰就能吉祥,把它看作神灵就要遭殃了。

    在天上,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上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万物中没有比珠玉更明亮的了,在人间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了。所以日月如果不高挂天空,光辉就不显赫;水火如果不积聚,映照、滋润就不广博;珠玉的光彩如果不显露于外,王公贵人就不把它当作宝物;国家如果不实行礼义,它的功绩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自然,国家的命运在于是否实行礼义。做君王的,尊重礼义,崇尚贤人,就会称王;重视法度,爱护百姓,就会称霸;贪求财利,多行诈术就会危险;玩弄权谋,反复无常而又阴险狡猾,就会亡国了。

    尊崇天而仰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它当作物来畜养并控制它!顺从天而歌颂它,哪里比得上控制天命并利用它!盼望天时而等待它,哪里比得上顺应时节并利用它!听凭万物自然生长繁衍,哪里比得上施展才能并变革它!空想着役使万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浪费它!仰慕万物生长繁殖的奥秘,哪里比得上掌握规律促进万物更好地成长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去指望天的恩赐,那就不符合万物的本性了。

    经过历代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就足以成为一贯适用的原则。朝代的兴衰变化,都应该用这个一贯的原则去对待。运用这个一贯的原则治国,就不会混乱;不了解这个一贯原则,就不会应付各种变化。这个原则的重要内容从来没有消亡过,社会混乱是由于使用这一原则发生差错,社会安定是因为使用这一原则完备正确。所以要以道所提倡的作为标准,符合道的就可以遵从,偏离道的就不要实行,违背道的就会造成极大的惑乱。涉水过河的人要靠指示水深度的标志走,标志不清楚,就会沉到水里;治理百姓的人要把道作为标志,标志不清楚就会使国家混乱。礼就是标志,违背礼,就是昏暗的时代;昏暗的时代,社会就大乱。所以道在各方面都很明确,外事内政都有不同的标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都有一定常规,这样人们的灾难就可避免了。

    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事物是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看到某一事物的一部分,却自以为懂得自然规律了,其实是一无所知。慎子只知事物的后一面,而不知先前倡导的一面。老子只知道委曲求全,而不知道伸展抱负。墨子只主张齐同平等,而不提倡等级差异。宋子只知道人的**寡少,而没看到人的**向来就多。只知道居后而不率先倡导,那么群众就看不到前进方向。只有屈曲而不有所作为,那么贵贱就无法区分。只有齐同平等而不讲等级差异,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只强调清心寡欲而不照顾多种需要,群众就得不到教化。《尚书》上说:“不要有所偏爱,要完全遵循圣王的道路。不要有所偏恶,要完全遵循圣王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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