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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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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懂得一对一的单独会面最有可能获得对方的支持,他们以为那种情形下都是“强奸”而不是诱导,因而,他们错过了为采取最后行动而铺平道路的良机。

    ——林登·约翰逊

    对于一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你可以料到他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博比·贝克这种人了。博比·贝克是约翰逊总统的亲密朋友和助手,他十足地代表了华盛顿政坛最肮脏、阴暗的一面。如果有那部字典要给“**”这一词条配一幅插图作为说明,贝克的照片就是最佳的选择。他利用自己精心编织的种种友情关系和身为参议院秘书的地位与内幕知情人角色,纷纷成为一家又一家停车旅馆、机械销售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秘密股东。然而,1968年秋天,他的如意算盘破产,前程灰飞烟灭,这位精明、狡黠的国会山助手被以逃税、侵吞和共犯等多项罪名投进了监狱。

    贝克是一个爱讲排场的人,他在出游时总是选择最豪华的方式。就在他自由自在的日子临近结束之际,他还为自己在豪华游轮“美利坚号”上订了舱位进行了一次环大西洋旅行。他一上船就和他那帮乱七八糟的朋友以及一些不明不白的女人,占住了游轮的酒吧,在那里寻欢作乐。他在船上轻松自如地扮演的角色,也和他为自己在参议院的那些庇护人扮演的角色一样——娱乐活动的总指挥。

    然而,不管怎样说,贝克却首先是一个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的家伙,他那带着讥讽神态的眼光,能看清事情是如何运转的,他知道,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中,宝藏到底埋在什么地方。

    不过,以这方面的能力而论,他并不是那艘船上仅有的一位天才。在那艘船上的旅客名单中,还有一批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来自罗得岛的一批年轻学子,去牛津开始他们第一个学期的学业。他们早就听说过贝克声名狼藉,所以都不愿意接近他。但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如果说在他的同学眼里,贝克是已经逝去的腐朽政治时代的一个活标本的话,克林顿也看到了这点,但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克林顿,这位当年曾以在玫瑰园和肯尼迪总统握过手为荣的孩童,现在已经长大并开始在政坛经营了。他不顾与他同船的那些未来同学的轻蔑和不满,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贝克一伙人身上。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既然这位政治冒险家可以把另一位出身贫寒但却雄心勃勃的南方青年(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指林登·约翰逊,民主党人)推上政坛的顶峰,那么照样也可以给他指点迷津。

    这位南方青年登上权力顶峰的故事,不仅仅对于了解华盛顿、而且对了解整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都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1971年我刚到华盛顿的时候,国会山还是城里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国会山警察分局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又脏又旧的地图,上面标有很多小“×”标记,标出了所有曾发生过谋杀案的街角、人行道和小巷子。

    以前,一个人的生命在国会山是如此危机四伏,所以,联邦车站附近竟然有一家路边饭店为当地警察提供特价自助餐,不管他们吃什么都只要一美元。那个饭店叫道奇饭店,它的管理人员喜欢让人看到收银机旁边都是穿着蓝制服的警察,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频频发生的抢劫了。

    但到1971年春天的时候,道奇饭店早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了。这个为公共汽车提供便宜的停靠场所、高年级学生想风流一夜也可以掏得起腰包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了。它变成了旅行手册上一个标示方位的星点。

    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道奇饭店不止是某个地理位置的标记,它也是一种历史的标记。50多年前一个冬天这里发生的一段故事,可以成为任何政治教育的第一课。

    在1931年大萧条的那些日子,道奇饭店就已成了一个供人住宿的旅店,里面住着几名联邦参议员,并且至少有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及这些人那么显赫的房客。在门厅底下的两层地下室,有一长排卧房,那些卧房只有一个公用的洗澡间。每到晚上,这个阴冷、潮湿的地下世界就会生机盎然,因为那里面萦绕飞扬着两眼闪光、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梦想,他们是一批为美国国会工作的幸运的年轻人。

    在这群地下房客中,有一位22岁的青年,他体格魁梧而笨拙,长了两只大象一样的耳朵。他刚成为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克莱博格的秘书,两周之前他还是休斯顿一所中学的教书匠。这位青年在道奇饭店度过第一夜的时候,就有一些奇怪的举动—一这些举动,直到临终之前的几个月,他才告诉了他的好友兼传记作者多里斯·基恩斯。那天晚上,林登·约翰逊一共冲了四次澡。他四次披着浴巾,沿着大厅走到公用浴室,四次打开水龙头,涂上肥皂。第二天凌晨,他又早早起床,五次跑去刷牙,中间间隔只有五分钟。

    这位德克萨斯州的青年人,有他自己的目的。饭店里还有75个和他一样的国会秘书。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认识他们,认识得越多越好。

    他的这一招数成功了。在华盛顿还不过三个月,这位新来乍到的人就成了“小国会”的议长,那是一个由众议院全体助手组成的组织。

    这是约翰逊在华盛顿的首场演出,他展示了自己基本的政治手段。他向我们证明,向上爬就意味着结交人,两者事实上是一回事。

    在我还不懂国会山是如何运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难以理解,像林登·约翰逊那样的人为什么能爬到那样高的位置?这个人在电视上的形象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戴着一副滑稽可笑的老花镜,不断斜眼瞟看讲稿提示器,紧张得大汗淋漓。此外,他的一些名声狼藉的个人行为,例如卖弄身上阑尾手术留下的疤痕,拎着爱犬的耳朵把它举起来,坐在厕所马桶上处理公务,也丝毫不能给他的形象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就是这个人在动荡不安的60年代,向我们这些“美国同胞”描画着他的伟大蓝图。我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始终被这个谜团困扰:为什么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中,这样一个人居然能爬到无数比他更加能干、更有魅力的同行头上,决定着国家的战争与和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渐渐明白,约翰逊所掌握的这套一对一的交往技巧——专家们称之为“零售政治”,在国会和其他各种组织中是多么有效。

    林登·约翰逊之所以能掌握和行使权力,借助的不是电视聚光灯的眩目光芒,而是一对一交流时的个人风采。在本书后面,我们会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雷纳德·里根借助广播、电视赢得权力的例子,但这个德克萨斯人与他们不同,他多数的买卖都靠零售成交,一次只接待一个顾客。

    对于所有渴求权力的人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位1931年曾披着浴巾、站在道奇饭店的洗澡间里到处和别人打招呼的高大青年更好的榜样了。

    在约翰逊看来,国会山就是进行零售政治买卖的风水宝地。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在国会山他只需要与少数的一批人打交道。这一点与其他机构里的政治,不论是公司还是大学,倒是有相似之处。如果说罗斯福的杰作是通过“炉边谈话”影响了千百万广播听众,那么,约翰逊则是把魔力直接运用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在他那里,人数越少,效果就越好。虽然约翰逊在众议院度过了10个春秋,但他到进入参议院之后才真正成为权势人物。向100名参议员进行零售,总是比向435名众议员零售容易得多。

    “从第一天起就可以看出来,参议院就是他呆的地方,它的人数、规模刚好合适,”曾长期担任约翰逊的助手的沃尔特·詹金斯在回首往事时这样说。

    要计算约翰逊在这个机构里的政治上升速度,我们只需要记住两个日期:他1949年进入参议院,1952年底就成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约翰逊在参议院的权力之路,其开端和他当年在道奇饭店地下室洗澡间里完全一样:直奔权力源头而去。当年为了在秘书政治中脱颖而出,他深入到饭店的角角落落,找出最有份量的那批选票。他为了赢得参议院的领导地位,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开始,那就是查明权力源头的具体位置。正如政治学家西奥多·怀特所说,约翰逊表现出了一种追求权力的本能,那种本能“就像鲑鱼为了产卵就一定要溯流而上,是一种原始的本能”。

    起作用的不仅是本能,还有大脑。当那些与他一同在1948年当选的新参议员们被他们即将在辩论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林登·约翰逊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参议院本身的政治上。毕竟,参议院和他以前参加过的其他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也会有“鲸鱼”,就是老大,掌管着整个地盘;其他的是“小鱼小虾”,会被巨浪席卷而去,随波逐流。

    约翰逊早年在众议院摸爬滚打的时候,就学到了一课,那就是各政党衣帽间的重要意义。

    所谓“衣帽间”,其实不是一个确切的称呼。如果议员们要放衣服,他们可以放在办公室,因为从19世纪初开始,所有的议员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衣帽间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作用,就是为议员们提供一个白天闲聊、放松的场所,它并不对外开放,只有议员和他们信任的一些助手可以进去。除了几个快餐柜台和几把已经用旧了的躺椅以外,衣帽间里还有一部国会电话转接机,以及一个可靠的“电话管理员”。这个电话管理员头衔虽然不起眼,却不是一般的职员。对于国会山的生活,人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正在干什么?”,而对这个问题最清楚的莫过于这名管理员了。他知道白天的讨论什么时候结束,明天又会讨论什么,原定星期五举行的会议是否值得参加,等等。如果你想听一些小道消息,或者只是想体会一下国会的气氛,你就应该到他那里去问。对于国会山来说,衣帽间的意义类似于加油站对美国一些南部小镇的意义。事实上,任何行业都会有这样的场所,那些在岗位上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的人们会到那里去放松,谈论一些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实际问题。

    衣帽间就是国会这辆豪华汽车的冷却器。林登·约翰逊,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农村孩子,非常清楚这种秘密角落的重要性。所以,他进入参议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负责民主党衣帽间电话接线工作的一个20岁的青年侍应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那个青年的名字就是博比·贝克。约翰逊知道这个小伙子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对于那些平时需要依靠他的参议员,他能敏锐地判断他们的长处与弱点。比如,贝克知道哪些参议员属于勤奋工作型,哪些参议员却是宁愿早点回家,或者去其他地方消遣的。他知道他们的习惯、计划、兴趣、社会需求和政治目标。所以,约翰逊甚至还没有进行参议员就职宣誓,就安排了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我要知道这里谁说了算,”他向侍应生提出了要求,“你们怎样办事,哪些委员会最有影响,有哪些工作在进行,你都告诉我。”

    几年以后,贝克成了约翰逊的助手,并为自己赢得了华盛顿头号“操盘手”的名声。虽然后来的丑闻迫使约翰逊不得不忍痛炒他的鱿鱼,但贝克这个知道所有参议员生活里的善恶美丑的人,对于约翰逊爬上权力顶峰一直是一笔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财富。

    约翰逊从这位新结交的青年朋友那里得到的信息,和他事先的估计差不多:所有的参议员并不是生来就平等的;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最孤高的俱乐部里,也仍然存在着一个由南部参议员组成、由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无可争议地领导着的“核心俱乐部”。这个核心俱乐部对其他势力十分警惕,它会摧毁任何向自己挑战的个人或组织。就在那次会面之后,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林登·约翰逊决定“嫁给”理查德·拉塞尔。

    当然,他的求爱不能做得过于明显。另外一些人也有他这样的野心,他们尝试过,都体会到了那种没有回报的爱情的痛苦。所以,约翰逊要更加隐蔽、谨慎一些。他的第一步就是争取进入拉塞尔所领导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这样他就有充分的借口,化很多的时间呆在这位资深参议员身边,同时却不会给人留下巴结的印象。

    结果,他的第一步棋非常成功。他很快就以批评五角大楼挥霍浪费、办事拖沓而在拉塞尔的委员会里赢得了声誉。他找到了一个办法,既充当强有力的国防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现有军事部门的批评者。

    约翰逊和那位佐治亚州政治家拉关系的手段,已超过了职业水平。拉塞尔参议员是个单身汉,早餐、晚餐都是在国会山餐厅吃的,“我可以肯定,他总是有一个伙伴,一个参议员,工作像他一样勤奋,工作时间也和他一样长。那就是我,林登·约翰逊,”约翰逊临终前回忆道。“在星期天,参议院和众议院都空空荡荡,悄无人声,外面街道上也人迹稀少。这样的一天对政治家来说非常难熬,尤其像拉塞尔这样的单身汉。我理解他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数着直到星期一的。我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一定会请他一起吃顿早饭、中饭,或者只是一起看看周日的报纸。他是我的导师,我希望能照顾好他。”

    这种友谊已经超出了功利的范围。约翰逊渐渐对他的庇护人从心底产生了深深的尊敬之情。若干年后,约翰逊还会说,这位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本来是应该当选总统的。

    但约翰逊显然有自己的计划。虽然他在参议院里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他却练出了即将炉火纯青的政治技巧,那套技巧今天仍然被政坛老手们尊称为“约翰逊疗法”。

    今天的政治家喜欢用“广而告之”的方式向他们的听众说话,好像每个人都只是一大群毫无区别的人中的一分子,而约翰逊却十分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每次都要想方设法准确地搞清楚,他到底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人谈话。他和后来的众议院议长托马斯·P·“蒂普”·奥尼尔(托马斯·P·奥尼尔是美国民主党领袖,七、八十年代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人们习惯称呼他“蒂普·奥尼尔”,“蒂普”是昵称,它的本意是指棒球比赛中,用球棒侧面击打投出的棒球,这是十九世纪一位著名的棒球明星爱德华·奥尼尔的拿手绝活)、还有其他老一代的政治家一样,都喜欢充当政治生活的交通警察,不仅时时留心自己车辆行驶的方向,还留心屏幕上其他小圆点的方向。还有一点可能更加让人想象不到,像他这样突出自我的人,居然是靠不仅研究别人外在的需要,还研究别人的内在需求,才爬上了那样高的位置的。然而,正是因为约翰逊乐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和别人关心的事情上,而不论那些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才使得他与那些他试图影响的人能进行几乎无所不谈的沟通。

    杰克·布鲁克斯是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也是约翰逊的亲密朋友,他就亲身领受过“约翰逊疗法”。他告诉我,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方目前的处境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林登·约翰逊总是能够让你相信,你的问题不管在别人眼里多么微不足道,对林登·约翰逊来说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剧作家拉里·金是《德克萨斯最佳小妓院》的作者,他还记得自己1959年与约翰逊交往的一段经历。当时,金正在给德克萨斯州国会众议员J·T·卢特福德做助手,那位众议员在很大程度上处在约翰逊的影响范围之内。一天晚上,约翰逊来到了那位众议员的选区,那是他旅行的一站,为的是锁定该州以争取1960年成功竞选连任参议员。他还计划在当年竞选总统,所以要确保自己的后院不会起火。

    金的工作就是照顾这位来访的大人物,但他对这项工作并不热衷,而约翰逊很快就表现得跟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混蛋。这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敞开盥洗室的门,站在冲水马桶前面,一边撒尿一边报出了一长串人名,他要金“按照我口述的顺序”依次给那些人打电话。

    但是金对照看、伺候林登·约翰逊的工作已经感到厌烦了,他把名单了留在靠近盥洗室门口的桌子上。在约翰逊再次露面的时候,金、还有他的那位众议员老板、以及民主党的一些地方要员看到了一个因为没有人帮他打电话而正在大声咆哮的约翰逊。

    “我让谁去打电话了?”他问道。

    金也不甘示弱,回答道:“参议员,名单在桌子上。我服侍一位议员已经够忙的了,不想同时侍侯两个人。”

    金的老板吓坏了,连忙给“这个孩子”找各种解释,说他“太累了,工作过度”,一面一把把他的助手拉出屋外。“去找个地方喝点东西,上哪儿都行,”等他们走到外面的大厅后,他对金说道,“在约翰逊明天早晨离开之前不要在这里出现。”

    第二天早晨六点,金才爬到床上。但过了十分钟,电话铃就响了,“你喝过咖啡了吗?”虽然电话不太清楚,但金还是听出来是约翰逊嘶哑的声音。当金回到他昨晚被轰走的地方时,约翰逊以自己那特有的姿势在散落着一大堆报纸的房间里迎接他。看那样子,他大概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

    “你喝什么?”约翰逊手里举着滚烫的咖啡壶,走近他问道。金说要奶油和糖。“我喝黑咖啡,”约翰逊一边说,一边给金倒了一杯。

    接下来,拉里·金就要碰到所谓约翰逊疗法了。

    “嗯,过去我也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约翰逊站得离金很近,使他的眼镜片都模糊了起来,“我知道一个人想要干一番事业、自己做老板的时候,却又不得不给别人干活,那是什么滋味。你受过什么训练吗?”

    金说自己做过记者,约翰逊没有什么反应。“这一行钱很少。你应该去读法律。这样如果搞还想搞新闻这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并且那时候你已经有学位了。”

    金一直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位大人物会把他找来,向他提出这番30秒钟、发生在天亮之前的父亲般的忠告。但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表现:一向不愿受别人鸟气的自己,很主动地替参议员把行李提到楼下,然后又回来问参议员,自己是不是还能帮他做些什么。

    就这样,约翰逊不仅把一个冒犯他的人变成了听他调遣的男仆,而且,还为自己的竞选班子招募了一员干将。

    曾经为肯尼迪总统撰写过很多著名演说的西奥多·索伦森,在达拉斯刺杀案后仍在自己的位置上干了一段时间。他曾经这样描述过约翰逊的这种个人交往方式:在没有准备好弹药前,绝对不要拿起枪炮。换句话说,为了在一项法案上得到某位参议员的支持,约翰逊会花上好几天时间,仔细研究任何能想象到的、能说动别人的因素。一旦做好准备,他就会装作恰好遇上对方。对方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

    只要约翰逊使出这一招,很少有人不被击中。保罗·道格拉斯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参议员,有一次在讨论一项议案时反对约翰逊,不过,他对自己能否抵挡住约翰逊的推销很没有信心,“我不走开,”他告诉助手,“他马上就会来说服我的。”

    偶尔有一些场合,约翰逊也会在没有做好“家庭作业”的情况下,就实施他这套鼎鼎有名的疗法。

    拉塞尔·贝克以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就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场面。1961年的一天,受报社指派报道参议院活动的贝克正站在大厅里,这时约翰逊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进了办公室。“你来,我一直在找你。我想告诉你,你是唯一最了解这里的情况的记者,如果不是我,肯尼迪是不可能在这里通过‘十诫’立法的……”

    约翰逊一边做着他的长篇大论,一边在一张纸条胡乱写着什么,并且叫来秘书,把纸条给了他。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把纸条交给约翰逊。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约翰逊对贝克的工作、他的记者才华进行了一番出乎意料的赞扬,贝克听了感到非常惊奇。

    后来,贝克从在他之后进入约翰逊办公室的一个人那里了解到,这位副总统在交给秘书的那张纸条上字迹潦草地写着这么一行字:“我是在跟谁说话?”

    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岁月,约翰逊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有一双珠宝商一样的眼睛,可以看穿别人的自我。就像在道奇饭店时他不厌其烦地挨次向那些国会助手做自我介绍,到了50年代,这位未来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又同样热情满怀地对他的同事们表示个人的关切。即使在他身为总统之时,他也依然采用这套深入他人内心深处的方法,来争取别人支持新政以来最庞大、最具历史意义的立法计划,立法的内容包括医疗保险、民权、减税和贸易扩张,等等。对于这个一贯坚持政治零售的人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立法就是对他的嘉奖。当最后的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约翰逊会拿出惊人的耐心和谦卑,逐个做议员们的工作。“肯尼迪总统会给五、六个人打电话,而约翰逊却会拿来19个人的名单,一个个打过去。”众议院助手克莱格·劳普先生回忆说。这样辛苦的零售最终得到了红利:肯尼迪,这个想大干一场的批发商在国会山处处受阻,而伟大的零售商却春风得意。

    约翰逊勤于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对各种成功的诀窍,他都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个人的提升有什么秘诀?”、“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会经常问这类问题。但这不是说约翰逊关心别人是因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不喜欢约翰·F·肯尼迪的弟弟、狂妄自大的罗伯特·肯尼迪,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担任总统之后,暗地里研究这位对手的每一个习性。他知道博比(罗伯特的昵称)喜欢每天在西克里山呆得很晚,和一帮心气很高的朋友谈论重大的艺术和政治问题。所以,约翰逊每次都特意在早晨8点安排和罗伯特的见面,在对方精神不振、最容易被说服的时候做他的工作。

    60年代末,美国国内几家报社的主笔开始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进行严厉的批评,约翰逊就把他们一帮人请到白宫共进午餐。他们到达以后,被直接送到白宫西翼的游泳池。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他们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正全身**,在水里劈波斩浪。虽然他们说没有带游泳装,纷纷表示不愿意下水,这些惊慌失措的笔杆子们还是不得不和这位总司令进行了一次亲密交谈,这是他们早晨离开办公室时都没有预想到的。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像不认识这个人那样抨击他了。约翰逊就是这样,一旦他觉得需要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他就什么都说得出来,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过,零售政治也有局限性,约翰逊很快就发现这点了。50年代末,当新生代的约翰·肯尼迪忙于为在举足轻重的总统初选中赢得批发式的胜利而奠定公共关系方面的基础时,约翰逊则在指望靠他在参议院发展起来的那套关系打天下。他没有意识到新闻媒体正在展现的巨大力量,仍然稳坐在办公室里圈点一长串参议院支持者的名单,仿佛那些人就是统领选区的酋长,可以把他们各自的州配送给他。“阿肯色州没问题;麦克莱兰、富布赖特也是我的,还有……”。结果,那位以整个国家为对象的肯尼迪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走内部路线的约翰逊则成了他的副总统。

    约翰逊也经常想尝试批发政治的作法,但他的本能又把他拉了回来。白宫顾问哈里·麦克弗森曾讲述过,约翰逊如何一次次请他帮着写一篇描绘伟大社会“宏伟蓝图”的总统演说稿,但接下来又总是坚持在演说稿里不要忘了提到他曾经增加了农业部鸡肉检查人员的人数。

    约翰逊在有生之年都不知道如何抓住媒体的力量。资深记者马丁·阿格龙斯基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供职,他还记得自己有一次被召到白宫的生活区,当时约翰逊正在厨房吃晚饭,他告诉阿格龙斯基,他打算过几天邀请几位州长一起用晚餐,希望CBS进行实况报道。按照计划,晚餐之前还会有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约翰逊将利用这个机会向全国观众阐述自己的越南政策。阿格龙斯基离开之后立刻召见了自己手下一个新部门的负责人弗雷德·富兰德里,两人匆忙地进行了相关的安排。然而,就在活动开始前的一个晚上,阿格龙斯基又被召到白宫厨房见约翰逊。但是这次约翰逊却要求取消报道安排,因为约翰逊夫人认为,把晚宴放在电视屏幕上“会有损白宫款待州长的美意”。为了顾全他对州长和州长夫人们,还有林登·约翰逊夫人的礼貌与殷勤,约翰逊非常乐意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段的电视宣传机会。

    今天的政治家们很少还会做这样的选择。新一代政治家都是这个时代熏染出来的,他们对电视镜头有本能的敏感,就像飞蛾对灯泡的敏感一样。然而,即便在今天这个BossTube的时代,掌握一对一的基本沟通技巧,仍然是聪明的政治策略的第一步。约翰逊懂得,成功的关键有时并不在于你要想的是大事,而在于要想小事;要喂饱你心中豪情万丈的自我,最佳的办法是先喂饱那些你需要去影响的人。

    在80年代初曾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小霍华德·贝克,和约翰逊一样对参议院抱着务实主义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取得约翰逊那样辉煌的成功。“对一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说,”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坎坷的领袖生涯之后,有一次他感叹道,“最重要的教育在三年级就完成了:那时他已经会数数了。”

    在约翰逊的继任者中,有些人懂得怎么利用这套基本的、零售政治的原理,有些人则始终不懂。当1976年吉米·卡特竞选美国总统时,他打出的口号是反对水门、反对官僚体制、反对官样文章、反对当权派。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简单的符号来表达,那就是“华盛顿”。

    卡特把反对华盛顿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这是很漂亮的一种政治形象定位。虽然他所属的政党不久前还把持着华盛顿的舞台,但这个口号使他可以扮演一个“置身事外”的候选人角色。这给了他一项锋锐的武器去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击败了招人喜爱的杰拉尔德·福特。

    但卡特的错误在于,在来到首都之后他却让这种**盛顿的姿态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虽然当他在野的时候那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竞选的时候反对一种体制是一回事,但要向每天与之共事的人们宣战,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只要国会首先投票反对,或者如果官僚机构消极抵抗,那么,任何总统也不可能执行什么计划。“人们在你向他们头上撒尿的时候,是不会好好干活的,”一位混迹华盛顿多年的老手一次对我这样说。

    政治分析人士一直不明白的是,卡特的高层幕僚对于那些自己很快就要有求于他们的国会领袖,为什么那么看不上眼、不当一回事?比如,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要求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当然可以得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门票,但位置是在大厅的后排。

    这种发生在奥尼尔身上的草率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被添油加醋——使卡特和国会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四个不幸的年头。卡特总统的一位亲密助手朱迪·鲍威尔后来承认,那一届内阁在任职之初忽视了各种“社交”背景因素,这对他们造成了损害。如果他们和原体制打交道时多注意一些,事情本来是会好一些的。“结果,我们在华盛顿这个城市没有一批回心转意为我们辩护的支持者,”他坦诚地说。

    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偶然。为了缩小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受到全国关注的“帝王般的总统权力”,卡特做了很多努力,以便在上任伊始就给人们一种新的白宫形象。他的一个惊人之举是,在庆祝总统就职的阅兵仪式上,他不乘坐豪华轿车,而是沿宾夕法尼亚大街步行走完全程。不过,他的另一步棋却并不那么成功:他卖掉了总统专用的高级游艇“红杉号”。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总统们都发现,要让国会里那些难对付的议员们松弛下来,没有什么方法比在夜幕之下到波托马克河上做一次安静的巡游更好的了。一位长期从事白宫游说活动的人士评论说,卡特总统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莫过于卖掉“红杉号”。它这样做固然为新总统赢得了一时的赞扬,媒体都夸奖他珍惜纳税人的钱,但在零售政治的意义上他的代价却十分高昂。

    卡特的后任雷纳德·里根做法就不一样了。他也高举“反对华盛顿”的标语,甚至宣称“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相反,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样的口号对于一个全身心都扑在政府事务上的城市来说,可不是什么得人心的话。但里根从卡特的错误里面吸取了教训,他并不因此而为自己实际树敌。没有人可以从他的话中听出来新总统的批评是针对自己的。

    里根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一系列在首都各界名流,包括记者、律师和商人家中精心筹办的各种聚会。这些聚会的序幕,是当选总统及其夫人南希在“F大街俱乐部”举办的一场招待晚会,应邀出席的客人都是华盛顿政界的那些“一贯可疑的面孔”,换句话说,他们多数是民主党人。“我想现在应该让大家知道了,我们也是这里的居民,”里根对《华盛顿邮报》记者伊丽莎白·布米勒说道,“我们也想在华盛顿认识一些朋友。”他们还出席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米尔的午餐会,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最近几届共和党政府的死对头凯瑟琳·格雷厄姆。接下来,他们又参加了这位女老板在自己乔治敦的家里举办的晚会。所有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里根带来的人想要融入华盛顿这个社会,而不是对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这种社交上的殷勤换得了长久的回报。到1987年底,在格雷厄姆夫人70大寿的宴会上,里根总统还充当了主持人。他举着酒杯来到首桌,用他特有的方式偏着脑袋,摹仿着电影明星亨弗莱·鲍嘉的语气向尊贵的女主人微笑道:“我在注视着你,孩子。”

    里根还对国会山发动了一场类似的魅力攻势。

    每年当中,众议院的议员们,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会在国会山的一个员工餐厅举行一次小型的聚餐,活动的赞助商是众议院体育馆的老板们,这个体育馆在国会的作用和衣帽间类似,也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聚会场所。年轻一些的议员在这里玩玩棒球,年长的就去蒸气室洗桑拿,蒂普·奥尼尔每次到那里都会带上很多雪茄分发给大家。

    每逢这样的晚宴,吃的都是一般菜单上常见的东西,例如,牛排,烤马铃薯,色拉,以及当点心吃的苹果饼等。没有什么特别节目。议员们简简单单地走进来,自己去餐柜取吃的东西,拿瓶啤酒,在众多的长条形桌子中找一个座位。他们聊着天,和朋友打招呼——很多已经卸任的议员也会回来。大家吃饭,然后再聊上一回,就离开了。在一个极其需要政治策略的世界,议员们每天都要担心自己失言,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非常热心参加这样轻松的聚会。

    1981年,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令我意外的是,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另外两位客人:副总统乔治·布什和总统雷纳德·里根,后者并且是一身运动装打扮。他们过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只是和大家一起喝点东西,与一些议员们照几张相。乔治·布什是60年代的老国会议员,他懂得这个场合的意义,他的新老板如果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就会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知道,议员们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里根来参与他们禁止媒体涉足的内部活动。

    吉米·卡特从来不出席这样的聚会。

    里根对政府的批评比起卡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并不打算因为政治或哲学观点的分歧而使私人的交往蒙上阴影。里根知道,这些长年生活在华盛顿的“当权派”,对他领导的行政机构既能雪中送炭,也可以雪上加霜,所以,他要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华盛顿”,好像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到过华盛顿一样,但当地那些曾经刺伤他的前任的非难,却并没有刺伤他。

    其中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要和别人一起办公事,千万不要忽略私人方面的东西。新一代的政治家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学会了运用媒体的技巧,但却忘掉了唠家常的艺术。

    我还记得自己和里根的第一次直接交谈。他到众议院来发表1982年度国情咨文演说。按照惯例,每逢这种情况,众议院议长的典礼办公室都要作总统临时歇脚的“禁闭室”。我在招呼里根——蒂普·奥尼尔几乎每天都和里根进行“拳击赛”——的时候,因为太想打破坚冰而有点不自然:“总统先生,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对付你的房间。”这话太像预先安排好的。

    “只是在六点之前,”里根微笑道,“奥尼尔先生不是说,在华盛顿,六点以后大家都是朋友吗?”

    事实就像很多小说家、剧作家笔下描述的那样,在华盛顿,大量的事情都是在这种非工作时间的关系基础上搞定的。

    例如,在里根上任伊始的时候,有一次,记者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求我帮忙,去阻止一个叫米奇·施奈德的家伙自杀。这个人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后来因为呼吁改善无家可归者的条件而名声大噪,不过,当时他从事的事业还没有那么大:五角大楼打算把一艘核动力攻击舰命名为“圣体”号,他认为这是亵渎而进行了绝食抗议,此时已经到了第15天。

    结果证明他找我是找对了。我知道,蒂普·奥尼尔虽然和里根总统在国家经济政策上打得不亦乐乎,但他和里根的助手米歇尔·迪弗关系却很好。他们两人是一天晚上在专栏作家玛丽·麦克格劳丽家中认识的。那天晚上,奥尼尔甚至即兴演唱了几首歌曲,而弹钢琴伴奏的则是迪弗。

    奥尼尔给迪弗打了个电话,请他调查一下“圣体”号事件。当迪弗给我回电话的时候,我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无论他能做点什么,众议长都会欣赏的。这位总统助手当时并没有承诺什么;事实上,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施奈德的抗议。

    不过,很明显,对这件事情他实际上还是很卖力的。几天以后,议长办公室就得到消息,迪弗直接去找了里根,而且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总统推翻了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意见,亲自把军舰原来有争议的名字改为“圣体之城”。军舰的名字世俗化了,米奇·施奈德也结束了抗议,重新开始吃饭。总统避免了一个公共关系上的难题,同时也为一位未来的英雄人物、华盛顿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推动者,多争取了几年寿命。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

    1989年4月3日的下午,乔治·布什总统是在棒球上挥笔不停地签名而度过的。与他一起观看联赛开球赛——巴尔的摩金莺队对波士顿红袜队,并在相同的棒球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另一位球迷,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总统逢人便夸布什,说这位1948年耶鲁大学校队队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乔治·布什是怎样赢得海湾战争的胜利的?秘诀就在这里。当1990年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下令入侵毫无防御能力的科威特时,布什花了多年时间结交的朋友如穆巴拉克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就成了布什银行里的现金。这样一些人,布什可以在电话里和他们迅速、坦率地交换看法,他就是利用这种亲密关系结成了二战以来声势最浩大的战时同盟。可以说,真正把萨达姆军队赶回巴格达的不是我们的爱国者导弹,而是布什交下的那帮盟友。

    看看布什是如何采取行动的——

    8月2日:伊拉克越过边界入侵科威特。正在科罗拉多州阿斯本的布什总统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络之后,宣布组成英美盟军,要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国土。同时,正在西伯利亚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晤的国务卿吉米·贝克,说服苏联也加入了反伊阵营。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三巨头又走到了一起。

    8月6日: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应邀到白宫做客。记者问他,加拿大对于伊拉克的入侵采取什么立场,马尔罗尼回答:“我们的立场就是布什总统的立场。”

    8月7日:法赫德国王答应,美国可以把沙特阿拉伯作为对伊行动的主要军事基地。国王早在布什还在中央情报局效力时,就与他认识了。

    8月10日:在穆巴拉克总统的倡议下,阿拉伯国家联盟投票批准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并派遣阿拉伯联军参加海湾盟军。次日凌晨,穆巴拉克总统接到了他在白宫的朋友打来的感谢电话。

    这一连串闪电般的全球外交行动并不是仓促做出的无奈之举。布什总统一生都在结识像穆巴拉克这样的人,并和他们保持联系。“他总是外出,忙得团团转,”总统助手威克·古尔德有一次向我透露说,“编织关系网,跟各种人打交道。”

    总统新闻秘书彼得·蒂雷回忆说,1981年的一天下午,他正在白宫,急着找布什副总统。有人告诉他,老板远在马萨诸塞大街副总统住处,“正在和埃及副总统一起喝咖啡”。“那个人是谁?”蒂雷还记得当时自己用十分沮丧的口气问道。结果,就在当年的秋天,尊贵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死于恐怖分子之手,使这个问题立刻有了答案。那个并不为大家所知、但一直受到布什个人高度礼遇的家伙(指穆巴拉克总统),转眼之间就成了美国一位至关重要的盟友。

    糟糕的是,布什总统从来没有和一位盟友、也是所有美国总统都必须首先发展关系的一位盟友——普通美国人——建立同样亲密的关系。更糟的是,1992年挑战布什连任的新人克林顿,也擅长布什那套拉关系的技巧,不过布什是把它用在国外并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克林顿则把这套技巧出色地用在国内。

    威廉·杰弗逊·克林顿(一般称为比尔·克林顿)出生于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他中学毕业时时只向一所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乔治敦大学。那是一所犹太教学校,克林顿这位南方的浸信会教友之所以选择那样一所学校,并不是因为他对托马斯·阿奎那哲学(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或者天主教神学有什么神秘的爱好。令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动心的只是乔治敦大学的地理位置:它座落于首都华盛顿。

    像30多年前约翰逊初到华盛顿时一样,克林顿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即开始四处结识人。他到校园的第一天就开始竞选新生班班长。他以后在牛津大学,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以及1972年为乔治·麦克格温竞选总统担任志愿服务人员时,一直孜孜不倦地继续营造他的关系网。他总是在记录别人的姓名和各种细节,这些在将来都成了彼此交情的见证。到1974年克林顿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已收集了一箱子的饭店餐巾纸和其他一些随手找到的、乱七八糟的纸片,上面记满了同学、老师和政治活跃分子的姓名、电话、地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平时的积累,正是为了机会来临、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一刻。

    我自己在华盛顿以及其后的政治生涯,相对而言要更加顺其自然一些。

    我70年代初刚到华盛顿的时候,国会山还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它还是约翰逊在道奇饭店的地下室里所发现的那个零售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对这句古老的格言我当然并不十分陌生,但那时候我和别人一样,并没有把它看成某种含义深远的告诫,而只是把它看成看一条普通的格言和行动的指针:有谁不认识吗?去认识他好了;竞选要做的就是这种事。

    当我开始敲开国会山大门的时候,有件事让我大受震动。我发现,人们不厌其烦地使用“庇护人”这个词,而这个词语在我学完中学公民课本后就再没有听别人说过。

    在华盛顿,无论是那些显赫的委员会的总顾问,还是往来于参议院大楼和国会山之间的地铁司机,每一个人得到工作都和某位参议员有关。家乡朋友的子弟在开着已经自动化了好几年的电梯。一位衣冠整齐的年轻人整天坐在在参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入口处,他的工作就是等候那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立法机构的某个成员从电梯出来。这时候,他就会站起来询问那位先生或女士是否需要乘坐国会山地铁。如果需要,他就在墙上揿下一个按钮,通知地铁司机,然后又回到座位上。

    在这个官僚体制蔓延到每个角落的大种植园里,无论你到哪里,都离不开“庇护人”。要找一位庇护人,首先需要从这里提供的庇护人里——100位参议员和435位众议员——中确定一位发展关系,要想好跟他们说些什么。没有庇护人,就没有工作。

    我到国会山也和大家一样,就是雄心勃勃地希望能进入政坛。我的近期目标是成为一位众议员或参议院的立法助手,也就是泰德·索伦森曾给肯尼迪干过的活,我希望自己最后也能爬到他那样的位置。我身上只有两百美元,还是从离开维和部队时拿到的“安置费”中剩下的,我就带着这点钱开始敲国会山的大门了。

    我在那里没有任何关系,于是列了一张来自东北部地区的民主党议员的名单。我开始时的目标是那些外交委员会的议员。我想他们或许会看中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两年工作经历。在国会办公大楼各个走廊散发了50多份简历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了。我开始考虑寻找某种小巧的敲门砖。我曾在马萨诸塞州一所犹太教大学上过学,于是就翻出国会议员通讯录,查找有类似经历的人。我找遍了民主党,又开始找共和党。最重要的是找一份工作。我最后的一百美元也快花完了。

    最后,我得到风声,众议员詹姆斯·柯林斯,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炙手可热、保守的共和党人,正需要一名立法助手。

    那是一次狼狈的接触,但并非不可以忍受。从我走进会客室的那一刻开始,文化的冲击就出现了。国会议员柯林斯穿着一身阳光浴束腰套装,脚下是一双发亮的白皮鞋,发式也是那种窗口挂着国旗的理发店才能理出的发型,他对我做了闪电般的判决:“我相信,我的选区的人民,他们会被你说话的方式吓跑,我这么说并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随后他又回头对他的一名助手说道,“罗伊,如果老家那边的人到我们办公室看见这个年轻人,就会想象他从维和部队那里带回了一堆太理想主义的观念,你说是不是?”

    他最后又问了我一句:“你认识些什么人?”

    当我低声告诉他我认识一个有人庇护、开电梯的小伙子时,他意识到正有适合我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于是他给我提了一些足以使我对零售政治的信念越来越牢固的建议:

    “你应该试一试去找那些从东北大城市来的议员。我打赌有很多议员会喜欢有你这种背景的人为他们工作的。”

    柯林斯议员把不录用我的决定抛到了脑后,又说了几句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的话。“政治,”他说,“就像挨家挨户推销保险,——我没干这行之前就是做保险的。有的人会买你的,有的人却不会。你敲了100家门,只有9家会喊住你,要看看你的广告。在那9家人里面,最后只有三家会买你的保险,你要做的就是把保险卖给他们。但是,如果你不是把100家都一一敲过去,你是找不到那三家人在哪里的。”

    两周后,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在我口袋里只剩下80美元的时候,我开始为犹他州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摩西工作了。他的高级助手、日后也成为国会众议员的韦恩·欧文斯,曾做过已故的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显然,韦恩看上了我在维和部队的经历。不过,他需要一个有经济学知识的人,于是就给了一个考察我的机会。他把一封信交给我带回家处理,那是犹他州交响乐团指挥的夫人写给参议员的信,打听与非营利组织的雇员有关的税收问题。

    星期一,我为了从从国内税务署得到准确的信息拼命忙了一阵,然后得到了回报:我将在国会山做警察,每天下午三点到十一点值勤。早晨、还有下午上班以前的时间,我将在摩西参议员办公室工作。“这样至少把商品摆到桌面上了,”我的新朋友韦恩说。他说得一点不错。要想赢得比赛,首先必须报名取得比赛资格。

    我怀着满腔热忱开始了自己在政治和人生两方面的熏陶。我学到了政治零售业的第一课:一对一的人际交往非常重要。

    我在华盛顿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我的经验一直是,多数的机会都来自于一个你认识的人。

    从1981年到1986年,我担任了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的高级助手和发言人,那是一份令人激动而又引人注目的工作。如果不是我拥有两个条件,就不可能得到这个把我引入华盛顿上层最活跃部分的职位:第一,我曾做过卡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第二,我和马丁·弗兰克斯共过事。马丁在卡特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中是研究部主任。当里根的人马入主白宫后,马丁成为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主管。他上任后立即处理的事情之一,就是向他的老板加利福尼亚的众议员托尼·库尔霍提出,要聘请我去做“媒体宣传顾问”。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去协助蒂普·奥尼尔议长,协助这位伟大的政治零售商抵挡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批发商雷纳德·里根的进攻。还不到三个月,由于奥尼尔的助手转而负责公共关系,奥尼尔把他的位置给了我,同时也把对他的信任给了我。随后的六年为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观察华盛顿紧张激烈、变幻莫测的政治游戏,那种机会是政治学博士课程里永远无法得到的。

    我的关系链条在继续延伸着。1979年,亨德里克·赫茨贝格提名我做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我和他认识是纽约一位朋友罗伯特·谢弗牵的线。谢弗是一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公务员,在此6年前,我和他在布鲁克林参加竞选活动时初次相识了。

    我之所以能到白宫为卡特总统工作,最初是因为一位朋友,也就是帕特里西亚·瓜尔特尼,被任命担任管理和预算局的高层领导,负责卡特总统特别重视的政府重组计划。我和他曾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过事,预算委员会主席、缅因州的埃德蒙·马斯基提名我到那个委员会。当时我原来的老板、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摩西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听说你想找个好帮手?我这里就有个人。”

    在华盛顿像在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营造一种职业生涯与展开一场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与竞选的区别只在于听众的多寡不同。“零售”一词是对这种游戏的最恰当说明。在你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个你结交的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只要你得到他的支持,你就能夺标。

    在政界和大多数其他领域,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假如除了促使某个人将工作给你外,还有其它方法得到工作,这种好事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林登·约翰逊在破旧的道奇饭店洗澡间里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关键在于找到你的目标,然后全力以赴。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这一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在开辟进入华盛顿政坛的道路时,并没有依靠一个犹他州摩门教徒的庇护而在国会山找到一个在月光下执勤的警察工作,但我使用的策略其背后的原理却并没有什么不同。

    后来我在新闻界的崛起再次证实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妙用。80年代初,我过去负责演讲撰稿的老板亨德里克·赫茨贝格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我的几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就引起了反响,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詹姆斯·希尔伯曼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鼓励我写成一本书,于是就有了这本《政治游戏》。

    1987年机会再次向我招手。在去旧金山参加我的小姨子的婚礼时,我邀请《旧金山观察》的新任主编拉里·克莱默共进午餐。气氛活跃的午餐结束后,拉里·克莱默,这位当初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时我就认识的先生,问我是否乐意在他的报纸上开一个专栏每周写一篇政治评论。同一年夏天,克莱默让我主持报社的华盛顿分部,这和我原先的工作——我当时在华盛顿一家咨询公司做CEO——相比,在薪水上损失很大,但我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而且一直没有后悔。

    我的电视之旅行程几乎完全一样。我妻子的一位同事、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里奇·加夫尼,知道我在《新共和》上写过一篇文章评论1988年的总统大选,就邀请我到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国》节目做一次访谈。后来,我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制作人戴维·柯尔沃看了节目录像,他立刻介绍我去《晨讯》节目做定期的评论嘉宾,后来我又转到《头版新闻》,这是加夫尼专门为福克斯网络公司制作的杂志节目。不久后,美国广播公司的执行制片人杰克·瑞利,还有查理·吉卜森——他曾是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消息的专职记者,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两人又力邀我担任《早安美国》节目的评论员。

    我成为专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得益于这样一种友谊关系。90年代初,我的母校圣十字架学院的校友、作家乔·麦克吉尼斯正在写一本关于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书,他想了解我在担任蒂普·奥尼尔助手时的各种想法与感受。

    麦克吉尼斯从25岁出道成为《费城调查者报》专栏作者之后,他的生涯一直让我着迷和羡慕。随着《总统的推销术》一书的出版,他在我眼里成为一位英雄人物。他这本书是对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那场已经臻于化境的电视竞选活动的一种深刻洞察。

    因为我们两人一周后都要去旧金山,我们就约定在旧金山贝弗利山烤肉店见面。用过餐之后,麦克吉尼斯说他稍后要与另外一个人一起“喝点东西”,对方可能是我也非常有兴趣一见的人:罗杰·艾雷斯!在那一瞬间,我真是吃惊不已。对所有曾在民主党一边工作的人来说,包括我,艾雷斯都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字。早在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一役中,这位天才的媒体战略大师就已经让我们吃够了苦头,而在20年后他击出的球更加致命,彻底封杀了米歇尔·杜卡基斯当选总统的希望。他成功地使一个温和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变了形,将其塑造成一名拒绝向国旗致敬、把周末时间用来争取杀人犯和强奸犯不在监狱服刑的左翼分子。

    虽然我与艾雷斯之间在党派背景有裂痕,但两人很快就谈到了一起、一见如故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什么时候到纽约,我都会到他在纽约的那间漂亮的咨询办公室看望他。我们会不厌其烦地讨论像观众口味急剧变化之类的问题。1994年,当全国广播公司(NBC)任命艾雷斯负责商业电视新闻网络CNBC时,他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做节目主持人。到1997年,在CNBC总裁比尔·波尔斯特和布鲁诺·科亨先生的推动下,电视专栏节目“硬球”诞生了。一年之后,承蒙NBC新闻总裁安迪·莱克和戴维·柯尔沃——他现在已经是NBC新闻的高级总裁,节目延长到一小时。像约翰逊一样,我懂得了个人关系对事业腾飞的力量。今天,我们就在国会山附近从前道奇饭店的位置,制作我们的“硬球”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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