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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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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忠诚党员。我不知道我现在属于什么党派,但我是为政党而生的——

    休伊·“月鱼”·朗

    当乔治·布什198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作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承诺。那就是,如果民主党在国会中的领导人向他要求大幅度增加政府税收时,他会干净利落地一口拒绝;如果他们再度要求,他会再度回绝。最终表决心的时刻来了。“看着我的嘴唇,”他指着自己的嘴,发誓自己一定会说,“不……新的……税收……没门!”

    后来的事实证明,1990年的形势发展完全符合布什出色的预言。民主党的领袖跑到他面前,态度强硬地要求他或者增加政府税收,或者等着看好戏。他进行了抵制。然而,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下,他最终屈服了。他同意了一个包括更高的政府税收在内的一揽子财政预算计划。在那些保守的共和党人看来,他的行为不啻于背信弃义——他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得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而在登上总统宝座后的统治风格则变成了巴尼·法伊夫。

    任何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知道进行这样的背叛所要付出的代价。它不仅仅会危及你一对一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会使得你丧失信誉,声名扫地。对于职业政治家来说,忠诚就如同道德操守一样,是影响他们职业生涯的至关重要的品质之一。想想看,谁会信任一个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人呢?

    在白宫适用的道理在其他地方同样是金科玉律。

    1981年,在北费城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国会议员选举,以便更换一个卷入“阿布斯卡蒙”丑闻的现任议员。最终的赢家是约瑟夫·F·史密斯,一位真正的政界老兵,他先是在地方小镇的政府机构中工作,耐心地等待机会,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终成为光芒四射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山会议厅的宣誓就职仪式举行之前,我站在众议长的座椅旁,简要地向蒂普·奥尼尔介绍即将上任的议员的生平履历。只有一点在我看来是有着实质性意义的。我告诉议长,这位从宾夕法尼亚州来的新议员曾经长期担任奥尼尔的旧同僚即众议员威廉·“掘地者”·伯恩的亲密助手,后者在10年以前同样是代表费城地区的议员。

    封建传统确实根深蒂固。伯恩本人是接替他的父亲为这一地区服务的,他先是担任他们家族的丧葬公司的董事长——伯恩过去经常在议员休息室里拿那个公司友善的经营宗旨开玩笑,那就是“我们会让你在地底下安息的”——后来又接替了父亲在国会的议席。议长问我“掘地者”现在是否仍然健在。我告诉他伯恩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当议长和从北费城来的新议员面对面地交谈时,只有那些久经风雨的政坛老手才能破译其中复杂而微秒的信息。

    议长:“呃……掘地者怎么样了?”

    史密斯众议员:“噢,他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

    议长:“是的,我听说了。”

    对那些漫不经心的听众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文不对题的无聊谈话。然而,在那些熟谙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基本礼节的耳朵听起来,蒂普·奥尼尔并不是在询问一个死者的健康状况。他是在向另一个人打招呼。“掘地者怎么样了?”这句话后面隐藏着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你的忠诚。”

    在局外人看来,政治舞台似乎是一个凶险无比、残酷无情的场所。那些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会气势汹汹地质疑竞争对手的动机以及是否具备爱国精神,甚至不惜在他的私人道德问题上大做文章。很少引起注意的是对这些利益攸关的角斗士有着共同约束力的深层次的封建准则。为了无牵无挂、斗志昂扬地走上战场,你必须先确信不会后院起火。

    “忠诚在我们这个行当中决定一切,”这是迪普·奥尼尔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所有明智的职业政治家的共同心声——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如果你到华盛顿特区旅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和美国20世纪的其他大城市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我指的不是到处林立的庄严肃穆的纪念碑,而是你看不到在别的城市司空见惯的大烟囱。跟其他国家的首都不同——它们的政治中心地位很显然依赖于遍地蔓延的现代化大工业和生产流水线,华盛顿只生产两种东西:供我们所有人使用的纸币和供政治家使用的政治货币。华盛顿人从事的工作就是交易,纯粹的、**裸的交易。当一个参议员告诉另一个参议员,他会支持对方为其所在州的某个重要的公共建设项目争取财政资助时,他实际上是在期待投桃报李。如果他不指望回报的话,他的承诺也就毫无价值了。如果不存在这种互相利用,他的“有效性”必定会在自己所代表的州遭到质疑,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如果说从职业政治家身上可以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变节的叛徒。一个人可以是为他的祖国而战的伟大斗士,可以在一场辉煌的决定性战役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一旦他背叛了朋友,他就变成了千夫所指、臭名昭著的本尼迪克特·阿德诺(译者注: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后因私通英军逃亡英国)。

    即便在这个猎头公司到处挖掘人才的年代,变换一个工作是一回事,对你的前任老板缺乏必要的忠诚则是另一回事。再也没有比在背叛旧老板的同时竭尽全力地想赢取新雇主的信任更自欺欺人的事了。处于激烈竞争中的老板对于这样的背叛总是耿耿于怀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有一次在谈起演讲稿撰写人理查德·古德温时——后者曾经为他服务过,后来在他的死对头罗伯特·肯尼迪参与总统角逐时又转而为肯尼迪工作——就对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智处理大加赞赏,“迪克是那种穿上新制服而不忘旧主人的人,他知道怎样掌握分寸。”

    对于罗纳德·里根来说,他的一大强项,或者说,他成为政坛常青树的主要基础,就在于他与共和党内部的保守主义运动所结下的长期、稳固的关系。从1964年开始,当他为戈德华特(译者注:美国参议员,极端保守主义的代表,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属共和党保守派,主张扩大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已陷于山穷水尽的总统竞选活动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时,里根就已经坚定地站在了保守派的阵营。他没有听从那些主张走中间道路从而获取更多选票的顾问的建议,继续义无返顾地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里根为保守主义事业毫无保留的呐喊助威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政治回报。当那些意识形态色彩不是那么浓厚的候选人纷纷落马的时候,唯独他始终屹立不倒、稳如泰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1976年北卡罗来那州的预选中拉撒路式的复活(译者注:拉撒路是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人物,系Mary和Martha的兄弟,死后4日耶稣使他复活)。尽管权威的政治评论家纷纷预言他这一次在劫难逃,里根却再度成功地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法宝,从而赢得了共和党内那些主张强硬路线的保守主义分子的选票。要知道,那可是在爱国主义浓厚的南部,那里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都把从事政府公职和作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作为无上的荣耀,在那样一个忠于国家的保守主义情结根深蒂固的地方,里根向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搬救兵自然是再明智不过了。跟**者作战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他宣称,而杰拉德·福特显然不是一个坚强有力的人。

    里根在1980年再度起死回生,继在爱荷华州共和党预选会议中惨败于乔治·布什后(译者注:大选之前美国的政党要先召开本党预选会议选举候选人),却奇迹般地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成功——因为那些对他一往情深的保守主义分子,那些经年累月一字不漏地倾听他的电台评论的人,始终和他紧紧抱成一团,正如他和他们紧紧抱成一团一样。

    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里根继续保持他和保守派之间的热恋关系,而不是过河拆桥或忘恩负义。他不遗余力地促进自己与主要的保守主义刊物之间的亲密关系,每年都参加《全美评论》的周年庆典,对保守派的喉舌——《华盛顿时报》也是另眼相看非常在意,每逢记者招待会他总要与对该报特派记者杰里迈亚·奥利里打招呼。他一向以自己和保守派之间患难与共、安乐共享的稳固联盟而自豪。他会脸不红心不跳、泰然自若地出现在最极端、最偏激的保守主义分子的集会上。在1985年的一个思想论坛上,里根发表讲话时说道,“我一直把这个集会当作一个机会,一个与带你来的人共舞的机会。”

    里根对共和党右翼的忠诚唯一一次发生动摇的时候,是1986年他处理伊朗武器事件。伊朗门丑闻对里根造成了深重的打击,原因很简单,这一次他没有和他的保守主义伙伴共舞,相反,他被人抓住是在和阿亚图拉·霍梅尼共舞(译者注:后者是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有很多关于伊斯兰哲学、法律和道德观的著作,领导推翻国王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伊朗政治和宗教终身领袖)。

    忠诚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是聚集政治力量的一幢大厦。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看到,拥有强大联盟的途径是:(1)了解他人的兴趣和愿望所在,(2)找出相应的道路建立对你有帮助的关系,以及(3)用相互支持和互惠巩固这种关系。不难看到,忠诚是这一支持网络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一网络的兴衰存亡而言,政治忠诚要比政治零售更加利害攸关。政治上的背叛不仅会毁坏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些关系,还会使一个人的名声一败涂地,付诸东流。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在这个媒体政治的时代,政治家主要通过电视的狂轰滥炸宣扬自己的政绩,个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和忠诚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了。他们会振振有辞地声称,在这样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是个人魅力,是个人有效地在电视屏幕上塑造一个富于感染力的形象的能力。然而,最新的历史跟他们的观点恰恰相反。

    在美国最新的历史中,最具魅力的两个政治人物或许要数德克萨斯州的约翰·B·康纳利和纽约州的约翰·V·林德赛了。他们两个人都有着一流的敏捷头脑,在媒体上更是有炉火纯青的表现技巧。康纳利与林登·约翰逊一样,也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克萨斯人,浑身散发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息,但是,他却与林登·约翰逊不同,媒体顾问梦寐以求的一切都集中在他身上了:他的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恰与约翰逊的丑陋滑稽、笨拙粗鲁形成鲜明反差。约翰·林德赛曾任纽约市市长,是继杰克·肯尼迪之后在电视镜头上最璀璨夺目的公众人物;同时,由于在娱乐业方面的杰出天赋,他甚至代替约翰尼·卡森在《今夜演播》中担任客串主持。

    1963年,当时正任州长的康纳利声誉鹊起,一举成为全美瞩目的人物,因为在那一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行刺约翰·F·肯尼迪总统,康纳利也被奥斯瓦尔德射出的连发子弹击中。9年后,他再度红极一时,因为他领导了“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党员”。但是,当这位高大英俊、一脸总统相的康纳利1980年转变阵营,跑到共和党那边谋求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却竹篮打水、一败涂地。他耗费了1200万美元的巨资,最终的结果只是把阿肯色州的艾达·米尔斯推选为代表他参加共和党全国会议的全权代表。康纳利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变节者的恶劣形象,这一形象比起与水门事件丑闻有牵连对他的打击更大。

    当作为共和党人的林德赛谋求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时,康纳利现象再度发生了,只不过这次是掉了个个儿。林德赛改变阵营,至少还有一个理由。1969年,他所在的共和党拒绝再次提名他角逐连任。为了获得连任,他不得不在自由党和他自己创立的“城市党”的旗帜之下竞选。

    1972年,当林德赛宣布他将参与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一时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之所以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就是因为他的政治“身份”。正如纽约州民主党分部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给他塑造一个可信的民主党人的新形象。”但是,这一努力并未成功。在举足轻重的佛罗里达州预选中,林德赛凭借他与纽约州的关系本来并不难得手,但却因为转变阵营而备受嘲笑。他当时的竞争对手、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尖酸地说:“这是一个前脚刚踏进教会,后脚就要求成为教堂执事委员会成员的贪婪之徒。”在佛罗里达的预选中林德赛排在第五位。而在下一轮即威斯康星的预选中,这位媒体明星则屈居第六位。

    应该说,无论是康纳利还是林德赛,他们的背叛都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是,选民是不管这一点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不同越是缩小,选民对所谓的政党忠诚也就越是看重。人们或许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在执政观念上的细微差别知之甚少,或许自身也频繁地变换立场,在两大政党之间游移不定,但是,当他们的眼前出现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分辨出来。作为一个“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人”,康纳利曾经展现出一种政治明星的品质。作为共和党旗下一个遮遮掩掩的自由派分子,林德赛在政治上具有性感的魅力。他那时就像一个穿着紧绷绷的比基尼的妙龄女郎。由于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挑逗,他便暴露了自己十足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原形。

    康纳利和林德赛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他们证实了这一法则:忠诚是政治生活的金科玉律。一个默默无名的公民每天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并且可能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他们;但是,这绝对不适用于作为公众人物的政治家——他们是靠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的人。一个担任着政治职务的人如果要变换党派,惟一名誉的、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先辞去自己正在担任的职务。1983年,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菲尔·格拉姆,就是这样做的。他先辞去了他在国会的席位,因为他是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获得那个席位的,然后又在一次特别的选举中以共和党人的身份角逐这个职位。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居然在第二年进行的竞选中成功地再次当选为参议员,只不过这次他成了一名共和党人。菲尔·格拉姆退回了曾经给予他的东西,了结了与他原来的选民和政党的债务,从而避免了使自己成为不为人所齿的本尼迪克特·阿德诺。他在严密的火力封锁下穿过生死线抵达了对方的阵营,因此,他在新加入的一方的位置是自己拼搏得来的,而不是通过肮脏的交易买来的。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这一法则还包含着两个重要推论:

    第一,是你选择你的老板

    当你在政界或其他领域谋求一个职位的时候,你一定要十分小心、慎而又慎。因为一旦你建立了某种忠诚关系,你就很难从中退出来。如果你不幸站错了阵营,你就会陷入霍布斯笔下那种狼狈不堪的选择(译者注:霍布斯是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利维坦》):要么赶快抽身、溜之大吉,要么就与某个人或某一事业一起葬送于沟壑之中,或许永远都别指望会有出头之日。

    当我第一次敲国会山的大门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差点陷入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的灾难之中。

    前面我提到过,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建议我在找工作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出生地和背景与我相似的议员身上。我于是依据出身和地理背景列了一大堆名单,拿着名单按图索骥,走进了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民主党众议员的办公室。议员的办公室分里外两间,我就在外间等着他的接见。我想,那位议员作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或许能够为我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工作,因为我是圣十字学院的毕业生,并且最近还有过作为维和部队志愿者去非洲服务的切身经历。

    那时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你们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那个富有魅力的哥伦布骑士会绅士从里间走出来(哥伦布骑士会是美国天主教的一个慈善组织),来到接待桌前问我是否能帮我做点什么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激动了。

    当我告诉他我刚从史瓦济兰回到美国,希望能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找到一个办事员的工作时,他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不。你应该在我的办公室做我的立法助手。”

    我欣喜若狂,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当这个实际上是个混帐的家伙指着墙上的一块纪念匾额说他就是那项成立美国和平队的提案的最初推动者的时候,我以为一切都能轻易搞定了。直到稍后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家伙已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生活》杂志揭露了他与流氓团伙的暧昧关系,据传闻他还利用这种关系从他的地下室转移了一具尸体。

    显然这件事对我的应聘产生了消极影响,后来我又去过几趟这个来自新泽西的绅士的办公室打听消息,有一天,他的首席秘书用一种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口吻对我说道,“议员先生让我转告你,不能让你在这里工作。”

    当我回首这一经历的时候——就在他拒绝聘用我做他的秘书的那一年年底,这位议员就被指控隐瞒自己的收入逃避税收,而且这只是他卷入的诸多法律纠纷的开始——我很乐意把这个很久以前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的议员看作是一个想挽救我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想把我与一个注定要陷入更深困境的政治人物拴在一起。

    对于忠诚关系而言,最重要的是你要选对向谁效忠。一旦你上了船,你就难以做到无视船长的影响与存在了。一旦你选择了老板并为他服务,你就再也不可能拒绝他的指令和控制。

    第二,最近你为我做过什么事吗?

    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很容易被破坏殆尽,即使没有发生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也有可能这样。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等到自己的盟友叛逃到敌人的阵营里,就早已对他们失去信任了。你去问一问任何一个职业政治家,他们都会对你说,选民们是多么爱反复无常、朝三暮四。

    所以,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作出这种那种努力,来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显示自己是多么忠诚、可靠。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经济会亦步亦趋地随着政治日立的翻新而来回波动吗?在总统当选后的第一个年头,美国的经济通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和滑坡;但是,在下一次大选来临之前,美国的经济肯定又会恢复得生机勃勃的。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在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之中,否则他就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如果他想消除通货膨胀并砍掉一些社会福利项目的话,他最好在任期初期就动手,越早越好,因为只有这样,等到下次大选来临的时候,选民们才会忘记他们曾经因此而遭受的痛苦。

    “当你要给人们施加痛苦的时候,所有的痛苦都应一次性地迅速施加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品味痛苦的时间越短,他们被激怒的程度也就越低,”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里这样写道,“而另一方面,在给予人们好处的时候,却要一点一点地、逐步地给,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连续不断的给予中,人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你的好处。”

    马基雅弗利这条训谕的第二部分向人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政治家们在上任后不仅要先把会引起抗议风潮的棘手之事干完,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而且,在下次选举之前几个月中还一定要给选民们带来持续不断、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在支持他们的选民们正在试图判断他们的服务是否合格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作出回报来显示自己的忠诚。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全国的选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再次将罗纳德·里根选进了白宫。人们看到的只是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就一直处在强劲的复苏之中,而忘了此前它一直处于持续的衰退之中——并且眼前的短暂复苏也仅仅是衰退中的复苏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治家在再次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差劲或者政绩平平,那么,无论他在两年前干得多么好,给予选民的好处多么巨大,那也将于事无补,他将注定被选民们抛弃。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吉米·卡特总统。

    吉米·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尽管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险,还是提出要通过减税和其他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从而降低失业率。一直到他的第一届任期行将结束,也就是他要竞选连任的那一年,他才开始采取紧缩措施。他不仅任命了一贯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的专家保罗·V·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还反常地撤回了自己的年度财政预算计划,提出了一个急剧压缩的选举年财政预算方案。在美国历史上,唯一比这更为臭名昭著的政治自杀的愚行,是前副总统沃尔特·F·蒙代尔犯下的,他在1984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宣布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将增加税收。

    在一场又一场永无休止的政治游戏中,选民们往往是缺乏记忆力的。来自肯塔基州的前参议员阿尔本·W·巴克利——他后来还担任过哈里·杜鲁门的副总统——对此曾有过经典的阐述。1938年秋天,当巴克利竞选连任代表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的时候,他受到了该州的州长——绰号叫“快乐天使”的A·B·钱德勒——的强有力的挑战。在那次竞选活动中,巴克利经常把一个乡村选民的故事挂在自己的嘴边,他在选举前的数周曾召见过那个选民,结果却发现那个选民居然想投票给州长,而不是他自己。巴克利提醒那个农夫说,在他担任检控律师、乡村法官、众议员以及参议员期间,他曾经为他做过很多事。

    “我还记得,我是如何争取把公路一直修到他的农场的;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时候,我是如何到法国的一所军队医院里去看望他的;在他退役以后,我又是如何帮助他得到退伍老兵福利保障的,例如,从‘农场信用基金管理局’为他安排贷款;当他的农场和房屋在洪水中被毁的时候,我又是如何为他争取救灾贷款的。”

    “你怎么能想到去投票支持‘快乐天使’呢?”巴克利恼怒和不解地对着农夫尖叫了起来,“我想,肯定你还记得我为你做过的所有这些事情吧?!”

    “是的,我还记得,”那个农夫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可是,你他妈的最近又为我做过些什么呢?”

    实际上,在所有的美国选民中,这种心态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往往是根据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而不是较早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来判断他们所选出来的人是否对他们忠诚、是否称职。因此,聪明的政治家总是会不时地向选民们表现自己的忠诚。就像送一张小小的圣诞卡也可以维持一种个人或者是商业联系,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示,彼此的关系就将烟消云散。

    职业政治家会告诉我们,经常性地修补与选民的关系,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如何重要。当他们竞选公职的时候,他们就与选民们建立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并为长期保持这种关系而奠定了一个基调;就像他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竞选一样,他们也将在这样的基础上履行自己的职务,也就是说要回到人民中间去,向他们述职,倾听他们的呼声。尤其重要的是,要经常地、不间断地向他们表现自己的关心,从而不断地给彼此的关系注入新鲜的活力。

    凡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这一套。我在参议院找到一份工作后不久,我的老板,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弗兰克·默斯,就决定向参议院提出一个由我起草的修正案。那个修正案涉及的主要是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注意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会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我为弗兰克·默斯参议员起草的这一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指标——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自动地联系起来。

    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够得到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广泛支持,但是,最后居然只有15名参议员投票支持。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那个提案遭到否决的真正原因。因为每隔几年,那些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抓住机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阶层选民们踊跃地支持自己,同时也可以借此使劳工领袖们能够介入到党派的立法议程中来。因此,如果他们表决通过了我所主张的提案——也就是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地联系在一起,而不用每隔几年就重新提出新的提案——的话,劳工阶层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就会失去这一能够赢得民心的光荣机会。

    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国会议员都深深地懊悔他们几年前在《社会保障法案》汇总了各种社会福利指标——也就是将那些福利同生活费用的上升直接关联起来,因为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在每季度一次的工作通信中宣称国会再次提高了那些生活艰辛的老年公民的社会福利的机会。当然,他们也很快就会为刚刚汇总了各种税收指标而后悔不迭的:以前,他们曾经因为推动减税而赢得了很多的赞誉和选票,而实际上那时候他们真正在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减缓了税收“沿着脚手架不断往上爬”的速度而已。

    马萨诸塞州的国会众议员詹姆斯·A·伯克,也为我们留下了同样经典的一幕。当伯克在60年代第一次被选进众议院后不久,伯克的同事——同样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长约翰·W·麦克科马克——问伯克是否需要帮助,为他所在的选区做点什么事。伯克立即回答说有一件事需要麦克科马克帮忙,那就是:他希望促使联邦政府重新修复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在他的选区内的故居,昆西·亚当斯从美国总统的职位上离任以后,在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后17年一直是代表这一地区的议员。杰米·伯克如果办成了这件事,他将成为这一地区选民心目中的英雄。

    麦克科马克问修复亚当斯的故居大概要花多少钱。“喔,我想大概需要75,000美元”,伯克兴致勃勃地回答道。麦克科马克笑了,他对伯克说,重新修复亚当斯总统故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在本次国会会议上,伯克就能得到全额拨款。

    听到这里,伯克突然若有所思、面带忧虑。“我希望这次只拨30,000美元,行吗?我可不想在一年内就完成整个重修工程!”

    在70年代早期的时候,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亨利·S·罗伊斯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来帮助人们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国会各议员办公室从一项有时会非常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帮助家乡的选民与联邦官僚机构打交道。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因此马上就有很多的议员签名表示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有戏,因为,国会中那些资深议员们决不会让这样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来争夺那份荣誉与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1932年,去看看詹姆斯·A·哈格蒂吧——这个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新闻秘书的呼风唤雨的人物,当时是《纽约时报》一个非常机智的政治评论记者。有一次,他为梅西公司总裁杰西·I·施特劳斯出了一个高明的点子。施特劳斯告诉哈格蒂,他打算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捐一大笔钱,并且说那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做总统候选人,而且也是出于他自身目的的考虑——他希望一旦民主党人入主白宫,新总统会任命他担任一个公职。他准备预先支付给富兰克林·罗斯福15,000美元——要知道,如果折换成今天的美元,那可是一笔巨款。哈格蒂在听了施特劳斯的打算之后,马上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说是一条非常高明的策略。

    “这可是一大笔捐款啊,”他对施特劳斯说,“最好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你可以先给5,000美元,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需要钱的话,可以还来找你要。毫无疑问,在选举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他们肯定还会回来找你要钱的,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急需竞选资金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给他们5,000美元,并告诉他们说这是你打算捐赠的最后一笔钱了。这样的话,等到选举前一周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资金匮乏而心急火燎,那个时候就会有人向罗斯福建议提出某些诱惑条件从而促使你再次出钱救急。当然,对于再次到你这里来弄钱,他们会有一些犹豫,不过他们还是会来的——虽然可能有点勉强。到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们最后的5,000美元,我敢担保他们会对你感激得涕泪交流的。这样,你就会取得比你一次性给他们15,000美元——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可能老早就把钱花光了——大得多的效果。”

    哈格蒂的这条计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他任命了施特劳斯担任驻法国大使,并且让他干了很多年。

    当然,那些在国会走廊游说议员们的说客,对于这样的交易也是非常精通、老练的。他们会把交易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以求得到预想中的结果。你永远都不会听到任何一个领着丰厚报酬的“驻华盛顿代表”告诉那些出钱雇佣他的公司,说消费运动已经达到了颠峰,或者某个产业长期担心的立法已经被永久性地搁置了。“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控制而不是消除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会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对他的委托人说道,“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活动和关系,让得事态保持稳定,而不是恶化。”对于这些说客,我们还是听听H·L·门肯的警告吧:“如果一个人的饭碗依靠的就是不确定状态,你最好不要与他争论。就如同不要指望一个整形外科医生能恭维你那年轻的脸庞是如何如何地漂亮一般。”

    一个出色的说客心里会清楚地知道:他的饭碗依赖于他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他的任务无法轻而易举地完成,他才不会有失业之虞。

    马丁·阿格隆斯基自40年代以后曾长期在华盛顿从事政治报道,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纽约卖饼女人的故事,那个故事形象地揭示了人们身上这一规律性的综合症——“你最近又为我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纽约城里,曾经有一个买白吉饼(先蒸后烤的发面圈)的老妇人,她已经在“麦迪逊大街”街头卖这样的饼好多年了。在每天早晨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男人经过她的小摊子,并把25美分的硬币扔进她收钱的铁罐里,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从来都不要白吉饼。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15年,有一天,老妇人终于拦住了那个男人,对他说:“你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吗?”那个男人吃了一惊,说道:“我猜想,你肯定是想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坚持往你的铁罐里扔钱,但却从来都不拿白吉饼,是吧?”

    “不,先生,你错了!”老妇人回答道,“我的问题是,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白吉饼的价格已经涨到50美分一个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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