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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双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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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二十世纪六○年代,我得了一项大奖;三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年代,我又得了一项大奖。

    六○年代得的大奖是: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用惟一的死刑条款,要军事法庭把我处决。我在报纸上写专栏,追求言论自由,早被蒋氏父子政府不满,但真到被押上军事法庭,才知道事态严重至此。幸遇孙观汉先生在海外密集营救,稍后虽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但仍然是一项大奖,家破人散。十二年是一个够长的时间,足够我安静地阅读和沉思。我曾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沉淀、腐化力极强的酱缸,大受爱国专家谴责。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像儒家大师歌颂的尧舜禹汤,以及文王武王,被尊敬的盛世,根据史料,都恰恰相反。这项发现,使我像在皇帝御床黄绫被下发现一条眼镜蛇一样,惊慌失措。

    事实果真如此,再观察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已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病源:中国人思考是两极的,只有政治,只有金钱(像迦太基一样),从没有产生过高品质文化。所谓的中国文化,不是以诚信、尊严、尊重为主轴,而是以政治或金钱为主轴。这种文化,只有君权父权官权,没有民权人权。

    感激这项大奖,使我有勇气向这个严峻的课题挑战。

    二十一世纪○○年代得的大奖是:全球中华文化艺术奖中的中华文艺奖。它给我的营养是直接的。不像六○年代那项大奖,有那么多难以消化的曲折。入狱之前二十年中,我出版过二十部散文、两部报告文学、七部小说、两部另类小说、一部童话。

    出狱之后,又出版了七部散文和一部诗集。报告这些,不是沾沾自喜,只是说明我确实是一个写作人。

    然而,出狱后二十年间,前十年从事历史著作,后十年从事人权教育。唐德刚先生说的“中国从前千年不变,如今一年千变”的时代,泰山压顶般,压到人们头上。飞奔中的社会结构,时间不能累积,人们认为一切都从自己开端。社会跟电影院一样,不断换片,一年岂止千变,昨日之事,已成千古。我虽然仍以写作人自居。我的名片也从没有印过任何职衔,但写作人身份已逐渐模糊,逐渐被其他身份代替。去年,一个文艺社团举办老作家重阳聚会,就忘了我,当主办人提醒补寄一份邀请函时,承办小姐失笑说:“柏杨什么时候和写作扯上关系的?”

    后来,主办人告诉我:那位小姐除了知道柏杨坐过牢,还知道柏杨在什么岛上盖了一座碑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感激这项大奖,使我如梦初醒,重翻三十年前的旧作,真是“一字一情一惘然”!

    多少年来,我一直是单桨划船。二十一世纪○○年代这项大奖,唤起我重拾闲在一旁的另一只文学的桨。希望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能走得更远,能帮助更多比我走得更艰难的朋友!

    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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